对于从未在国内生活过、如今已54岁的陈家明来说，近日全职回国，加入浙江大学是个“疯狂”的决定。他把自己的选择比作旧时的“盲婚哑嫁”，“我还不了解‘婆家’什么样，就‘嫁’过来了。”

看似冲动的背后，是他萦绕已久的那个心愿——回到祖国，培养人才。近年来国内科研环境的改善，让他意识到，“好时机来了”“要趁着有精力，去开辟一番新的事业”。

陈家明是细胞死亡和免疫学领域的知名学者。他本科以院校第一名的成绩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毕业，后任杜克大学教授、免疫系副主任。他在细胞坏死性凋亡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，发表论文累计引用2万多次。

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专访时，陈家明提起自己的科研经历，“失败”是绕不开的话题。他曾连续将同一实验重复了105次，直至取得成功；也曾碍于自己资历尚浅，害怕出丑而不敢在学术大会上举手提问。一路走来，他希望青年人“永远不要害怕失败，年轻就是冒险的本钱。”

陈家明 图源自本人（下同）

“国内科研大环境迎来巨变，回国好时机来了！”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你在美国学习工作了30多年，已经是杜克大学终身教授和副系主任，为什么选择回国？

陈家明：回国前我在美国发展得很不错，想要做的工作基本完成得差不多了，可以按部就班地做到退休。但我一直有个心愿，就是回到祖国培养人才。这对于基本没在国内生活过的我来说，是个比较大的挑战，所以很长时间来都没有下定决心。而且我听身边的朋友说，国内很多东西都有年龄的门槛，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找到合适的机会。

近年来，祖国科研大环境迎来巨大变化。一是经济实力快速增长，科技经费投入大幅增加，科研条件堪比世界一流；二是吸引了大批海外归国学者；三是在软环境方面，无论是高校、科研院所对科学家的重视，还是新型研发机构更加灵活的机制，这些都让我觉得，好时机来了！趁着我还有时间、精力，为什么不去做一番全新的事业呢？

另外，基于最近几年的中美关系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，由于从小在香港长大，后来一直在美国读书工作，这并没有危及到我，但还是令我非常不舒服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回国对你的家人有什么影响？他们支持你吗？

陈家明：我回国的选择像是旧时的“盲婚哑嫁”，还不了解“婆家”什么样，就“嫁”过来了。真是个疯狂的决定。

好在我的夫人非常支持我，她也很希望回到中国来生活，我们俩的想法是非常契合的。

早年，我的父母和岳父岳母出于生活的考虑，离开了家乡。他们的思乡之情是非常浓厚的，这对我们影响很大。岳父也一直希望我们可以回到祖国。至于我们的孩子，已经长大了，有自己独立的工作和生活，所以我们没有家人的顾虑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你为什么选择浙江大学？

陈家明：在跟学校的领导、同事接触过程中，我能感受到大家都有非常强的意愿，想把教育、科研做好，非常真诚，这是一个大前提。当我们目标一致，其他的事情都会比较容易解决。各位老师非常友善，给了我很大的支持，我非常喜欢他们每一位。而且浙江大学医学中心跟浙大第一附属医院挨着，有利于去做临床转化方面的研究。

另外我的父亲去年过世后，母亲一个人从香港回到杭州老家生活，我希望多陪伴她。

陈家明

一个实验重复105次，永远不害怕失败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从本科读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专业，到后来的分子细胞生物学博士，再到工作后长期从事免疫学、细胞生物学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，一直专注于这一个领域，你是否有疲倦的时候？

陈家明：没有。我很喜欢我的工作，科研过程中碰到的问题都是非常新鲜的。当我解决了一个新的问题、改进了一个新的技术，或者是培养了一位学生，这些都会给我带来很大的满足感。与此同时，我也能养活自己和家人。天底下哪来这样的好事？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你在34岁时成为独立PI，从事细胞坏死性凋亡研究，直到41岁时才发现影响其作用的关键因子——受体相互作用蛋白激酶3（RIPK3），从而获得重要突破，这期间经历了什么？

陈家明：2002年我做完了博士后，在马萨诸塞大学从助理教授做起，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：阐述一种炎性细胞死亡形式——细胞坏死性凋亡。那时候全世界也没几个人做这方面的课题，我又是个无名小辈，所以无论是投稿、申请科研经费，即便数据结果很不错，也总是会被拒绝，没得到什么认可。

但我还是挺坚定的。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重要，得等到其他人也逐渐察觉到这项工作重要性的时候，整个领域才会逐渐发展起来，进而得到更多人的认可。

这期间，我也会自我怀疑，会有失落。我的做法就是，想想家人对我的爱和支持。听起来似乎很老土，但对我是有用的。我的爸爸妈妈从国内移民到香港，在我小时候，他们的创业过程非常辛苦，压力非常大。所以每当我自己遇到了困难，就会回想他们当年遇到困难时，如何凭借着坚定的意志去克服，这会给我很大的动力。

还有我的夫人，她可能不了解研究的具体内容，但陪伴本身就会给我很多支持。就像这次回国，她愿意陪我一起疯狂，让我充满力量。

2002年，陈家明成为独立PI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你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特质，让你在科研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？

陈家明：我很爱看体育比赛，科研和体育有共通之处，那就是永远不要害怕失败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一个体操运动员在平衡木上非常怕摔倒，是什么样的结果？如果一位篮球运动员因为害怕投不进，而放弃投球，那又会怎样？科学也是如此，如果因为害怕失败、缺少勇气，就停止行动、不去冒险，那永远不会超越自己获得成功。

我读博士时，有一组实验前后一共做了105次，花了大半年的时间。每天去做重复的实验，每天都是失败，很恐怖。我找不到动力继续坚持了，非常沮丧。就在那时，电视中正在播放张德培的比赛，我看他虽然身体素质和美国人、欧洲人相差很大，但是他每次都是全力以赴跑向那个球，用力打回去。我受到了鼓舞，在第105次实验时，我成功了。

发现影响细胞坏死性凋亡关键因子时，我刚“出道”不久，资金很紧张，需要花费几万美元去购买材料做筛选，这对我来说是个挺大的事情，所以犹豫了很长时间。最终，我决定买。如果当时没有把“家底”都搬出来，可能不会找到那个关键因子，也不会获得后续的支持了。

当我们每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，都必须做出选择。选择之后，可能会成功，可能会失败。但不能因为害怕失败就不往前走，那将永远停留在原地。

硬着头皮预演“提问”，迈出挑战权威第一步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你提到有个心愿是回国培养人才，在如今这个阶段回国，在培养学生方面与早期阶段会有什么不同？

陈家明：在青年阶段，对课题组里的人要求会偏高一些，当走过的路越来越多，现在我会有更多的同理心，更多地理解学生。即便超人也会有跌倒的时候，何况是学生呢。

回国之后常听到一个词叫“内卷”，其实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，整个世界的步伐很快，青年人承受的压力都非常大，他们需要更多的鼓励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你通常会怎样鼓励学生？

陈家明：首先是，这个世界很大。比如之前去香港交流，我会跟年青人讲，不要局限在香港这么小的地方，趁年青多出去闯闯。如今回到中国，我也是这样劝勉年青人的。 年轻就是冒险的本钱，年轻时多出去闯是非常好的。即便不成功，这些经历也会对你后来的发展大有裨益。

还有就是要有敢于挑战固有思想的勇气。我常常告诉学生，应该聆听和思考长者们的经验之谈，适当地调整工作的方向，但是并不一定要按他们说的做。没错，我是在科研上、生活上更有经验一些，但这不代表我说的都是对的。在我看来，要有独立判断、挑战成见的能力，在你的课题上，你应该就是最权威的人。科学之所以能不断进步，就是因为总有一群人在深入思考、挑战现状、开创未来。如果我的学生是这样的人，我会非常开心，那是我的荣耀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如何迈出挑战自我局限的第一步？你有哪些自身的经验可以分享？

陈家明：尊师重道、谦虚，是中华文化的优点，这跟西方人的文化很不一样，有时候会导致我们羞于提问。特别是在一些国际会议上，台上讲的都是著名教授，倍感压力，使我们害怕提问，担心别人觉得这是个很笨的问题，然后出丑。可凡事都要有第一次，我的建议是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和预演，告诉自己这次一定要克服心理障碍，勇于举手提问。慢慢地，这就不是问题了。

上次在学校里听报告时，我跟负责的老师商量，能不能让学生先提问、把提问机会更多地留给学生，而不是让台下的老师先提问，到最后没剩多少时间了。

另外回国之后，我会利用自身的人脉资源，在外开会交流时把青年教师或学生带上。希望有我在身边的话，他们不会那么紧张。其实我们很多老师的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，但如果别人只看到我们在文章中的名字，却认不得其人，就难以在众人中脱颖而出。相反，如果你跟他讲过话、握过手，别人的印象就会比较深刻。我希望帮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自信。

2022年，陈家明以会议主席身份组织高登细胞死亡会议（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）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接下来在建设团队方面，你有什么打算？

陈家明：目前正在陆陆续续招人，我希望今年可以建立一个十几个人的团队。我打算亲自去带每一个学生，多花时间跟进组里每个人的工作进度，多和大家交流，能带一个是一个，人太多就会顾不过来。我希望招“徒弟”，而不是“徒孙”。